她被雪藏的原因，国剧今天终于敢播

国产剧里的家庭妇女都去了哪呢？今年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漫长的季节》里的美素。

但美素出场少，活动范围局限在家里，20年后的故事也没有了她。

更多的“美素”去哪了呢？

(资料图)

今天的银幕接纳成功的女人，职场风生水起，保养得当一身名牌，姐姐好飒。

但不成功的女人，好像就被抹去了。

她们不是爽剧，女的不爱。

被生活糟蹋得不再年轻貌美，男的不疼。

她们被多方位地遗忘了。

今天这一篇，Sir想从国产影视剧里，打捞起那些卷入了时代洪流的东北女性角色。

她们的故事，可一点不比男性寡淡。

01

东北，曾被称为“共和国长子”。

1946年，哈尔滨成为新中国第一座解放的大城市，后来，东北也是中国最早实现城市化的地区。

鞍山工厂、长春一汽、吉林化石等大型国有企业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更高的城镇化率，使得东北的女性地位，走在全国前列。

女人更多地走出家庭，填补工厂劳动力的需求。

《漫长的季节》里，王响作为开火车的老师傅，对国营工厂具有高度的认同感。

他不断强调，是他的父亲铲了建设华钢的第一铲土，也为自己继承了父亲火车头司机的岗位而感到自豪。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翁。

并且这种身份，是可以世袭的，王响和美素都一直满心期待把儿子安排进桦钢厂接班。

桦钢彻底没落前，王响他得到过厂长的嘉奖，上了报纸。

美素自豪地站在他身后看照片摆得正不正道，尽管自己只露了半张脸，但她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

而之后，华钢没落，王响下岗，王阳去世，王响同时失去了自己社会上和家庭中的“父”的身份。

美素再一次站在王响旁边，看他挂王阳的遗照，亲眼目睹了王响的陨落，也目睹了东北的陨落。

△ 女性只是男性命运起伏的旁观者

如果说美素是一个因病内退的女工，没有直接经历桦钢凋落的幻灭感。

那么巧云，则是一个“女版王响”。

她在过磅房过磅，检查进出华钢的车辆运载的物资。

目睹保卫科科长带着一群手下偷华钢的材料，看着她献出了青春、感情深厚的桦钢厂被这样掏空，贱卖。

她却无能为力。

在这部剧中，主角团的男人都完成了堂吉诃德式的爆发，表达了他们对于世道崩坏的抗议——

马德胜脱下警服。

龚彪打了厂长。

性格最老实的王响，也在最后关头加入战局。

而女性能做的，更多是沉默。

就像美素只是无声的拒绝，没留下一句遗言就在卫生间自尽；

巧云到夜总会陪酒，下了班，抱着儿子，在丈夫的自行车后座上独自流泪。

沉默是她们的处境。

也让她们的故事，被掩埋得更深。

02

国企制改革，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急剧失衡。

铁饭碗竟然说丢就丢，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体制，竟然如此脆弱。

而男人，作为“当家的”“顶梁柱”。

他们更难以接受这种下坠。

《钢的琴》，就是一个父亲，企图在破落的命运前强行挽尊的故事。

正如戴锦华老师评价《钢的琴》时所说：“工人阶级老大哥、领导阶级、共和国长子的位置，是要通过丧失了父亲资格和尊严的父亲，以及他们的挣扎、堕落或救赎之路来呈现。”

那么，女性没有崩塌吗？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本就不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对于阶级陨落所带来的阵痛，是不如男性来得直接和剧烈的。

《漫长的季节》里的火车头司机、保卫科科长，《平原上的摩西》里的卷烟厂供销科科长，都是权力、地位、社会关系上层的象征。

下岗了，他们的这层身份就不复存在了。而女性本就没有这层社会地位，也就没有那么强烈的下坠之感。

然而，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

当这一切都被打破后，男性如何自处呢？

董宝石在接受GQ报道的采访时曾这样描述过东北大哥：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社会大哥，但一定要有社会大哥的气质。假设家庭没那么富有，他也会戴一个很粗的链子，然后头发剃得很短，最后外面来一个黑貂，保护自己脆弱的心。

—— GQ报道《我要用老舅构建东北神奇宇宙》

虚张声势，是东北男性最鲜明的特征。

这也是为什么，《漫长的季节》里的男人戏，被人觉得有“爹味”的原因。

他们失去了在外的“父”的身份，心理上却不接受，并依然保有在内（家庭）的“父”的身份。

于是我们看到，东北陨落后的女性变得更加被动和无力。

《漫长的季节》里的罗美素，典型的家庭主妇，她的活动地点被局限在自己家里，每天看着王响、王阳进出家门，她却从未踏出房门半步。

她是被动的。

每天只能不停地追问王响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得看王响愿意说多少，才能知道多少。

她也是无力的。

捆住手脚、锁住房门，也看不住王阳。眼睁睁看着他跑出去，自己却只能被困在小房间里无声地呐喊。

其他女性呢？

黄丽茹意外怀孕了，需要找个接盘侠才能继续生活。

殷红努力工作，到头来不过是男人的玩物，最后连自己也成为了父权世界的帮凶；沈墨拼命挣脱魔爪，想要依靠的不过是自力更生的能力，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被蚕食的命运，只好堕入黑暗中……

对自己命运的被动和无力，让女性不得不逃离。

《平原上的摩西》里的傅东心，选择一头扎进书和画的世界里，对现实生活视而不见。

△ 在工厂里也要找个角落躲着看书

更克制但尖锐的呈现在许鞍华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

姨妈先是逃离了那个令她窒息的东北，回到了自己的娘家上海。

但她在上海遇人不淑，遭遇了种种不幸，最后不得不回到了东北。

明明都没有工作，但男人就是家里的主人，两手一摊看电视傻笑。姨妈则一夜白头，机械地重复着家务劳动，仿佛一个没有感情的为男人服务的机器——

没错，离开上海，被迫放弃自己主动选择的生活后，她杀死了自己的心。

这是一种殊途同归。

傅东心躲进文学世界里逃避现实，罗美素以身体的死亡逃离现实，姨妈则以心死背对现实。

逃离，便是那个时代东北女性命运的指向。

或者应该说，这是所有女性的命题。

女性想要逃离的，其实是她们没有主体性的命运。

03

描写90年代东北的影视剧没有主动、鲜活的女性吗？

也不是。

《钢的琴》里陈桂林的情人，离异单亲妈妈淑娴。

她同样是下岗职工，一个人拉扯孩子长大。但生活的种种苦难并没有压倒她，反而让她成为了那个灰暗的城市里唯一的一抹亮色。

她能歌善舞会弹琴，对人热情大方，对事乐观向上，几乎是理想的化身。

没错，她的存在就是一个理想。

放在现实中，这样的女性，很大概率会落入风俗行业。

恰好，有这么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下岗后的东北女性“误入歧途”的故事——《下海》。

当时代的车轮无差别的碾压过男人和女人后，很多主外的男人别无所长，无法再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主内的女人的家务劳动能力则被迫成为了向外的能力——给别人家做保姆赚钱。

但东北谁家需要保姆啊？只好向外探寻。

蛇头指了条明路——去法国当保姆，2000欧元一个月。

张丽娜信了，她满怀希冀地去到法国，才发现现实多骨感——500欧一个月，还会被恶意克扣工资，赚的钱不仅还不了债，连养活自己都费劲。

幸运的是，她在异国他乡遇到了一个东北老乡李玉梅，李玉梅带她见到了一群在法国的老乡。

不幸的是，她们都是在法国赚钱无门而下了海的女人。

张丽娜悲哀地意识到，这也是她唯一的出路。

于是，她也下了海。

现实的新闻和数据更是触目惊心——

法国的华人性工作者中，90%在国内留有子女；

平均年龄42岁，最年轻27岁，最大年纪63岁；

从90年代的500-700人，到2016年，人数增长到1300人；

而她们赚取的嫖资，一次只在20-60欧，有时候甚至可以更低。

电影也呈现出了现实对女性更加残酷的一面。

张丽娜用身体换来的钱，帮家里还了债，盖了新房子，还盘了个店面开饭店，但当她回到家时，才发现，赚钱的是自己，家里的“主心骨”还是男人。

因为下海的秘密被发现，丈夫的自尊心受了伤，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从来没有人想过，他们之前享受的好生活是理所应当的吗？男人的自尊心受伤了，女人又承受了什么呢？

结果是，男人离开家，家就散了。

她得去找回男人，要他一句“算了”，然后一起离开东北，才能让日子过下去。

无独有偶，《榴莲飘飘》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小燕从东北老家来到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找工作，却发现这里的花花世界就是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自己却只想赚了快钱赶紧离开。

她只能靠当妓女谋生，最高纪录是一天接待38个客人。

通行证到期时，她便带着赚来的钱回了老家。

她想在老家盘个店面做生意，但不知道该做什么。

与此同时，她身边的朋友们又都羡慕她出去闯世界赚了钱，问她是做什么的，希望她带着自己也去闯一闯。

小燕的职业哪里说得出口啊，电影用一句双关的台词巧妙地让小燕回答了朋友的问题：

-那有什么难的？

你在那边干什么你过来也干什么呗

-小姐，找到了吗？

表面上是在喊洗头店的小姐，实际上是对朋友羡慕的无奈回答。

她们为什么这么想离开东北？

因为对她们来说，东北是一片无法立足的沼泽。

小燕学了八年京剧，她的表妹小莉学了四年现代舞，却毫无展现的舞台。

只能在各种开业剪彩典礼上随便舞弄一番，或者在KTV自娱自乐，实际上根本无人在意。

或许你们也发现了，东北，曾经是一个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因而也更重视教育与艺术的地方。

在各种讲述东北的影视剧中，主人公往往都会一两样文艺才能。

《钢的琴》中陈桂林本身就是一个乐团的队长，会手风琴，还重视女儿的钢琴教育；《平原上的摩西》里小斐学习笛子；《漫长的季节》中，沈墨会弹钢琴，王阳梦想当一个诗人……

越是重视艺术教育，人对尊严的敏感度便越高。

他们以为自己付诸了长时间训练的才能一定能为自己带来回报，却没想到，在东北，一切皆无可能。

怎么能不出去闯一闯呢？怎么能不出去试一试呢？

可惜，东北，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想要离开，同时还回不来的地方。

现实更加残酷。

戚小光的纪录片《女子宿舍》拍下了一群群居在两元一晚的宿舍中的东北女性的故事。

这部纪录片没有资源，Sir只找到了凤凰卫视记者采访版本的《两元女子宿舍》。

住在这里的女人，被家暴、被离婚、被抛弃……

但她们没有放弃生存，而是来到了这个劳务市场附近的两元女子宿舍投宿，每天吃一元的花卷果腹，艰难地寻找着工作，维持着生活。

只是，她们逐渐忘记了该如何哭泣。

这便是女性视角的东北。

因为没有主体性，她们只好被动地承受命运和男性的双重打击，直到承受的极限。

直到最后，她们殊途同归——无论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放弃尊严、杀死精神，都必须要逃离。

讲到这里，女性的命运似乎充满绝望。

但其实，Sir在这么多影视剧中，看到过女性充满希望的瞬间——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这是一个需要倒过来讲的故事。

姨妈受够了在东北的狗屁生活，她勇敢选择了逃离，一个人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她充满自信，说话嗓门极大，喊得外甥宽宽不想认她。

她积极生活，精打细算，甚至做家教赚钱，为未来的生活做了充足的保障。

她为人正直善良，看到社会不公会挺身而出，也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她还勇敢去爱，尽管遇人不淑，经历了很多荒诞无常的故事，但她始终唱着，爱着，鲜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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