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纠错教材十年 仅一本小学语文教材就发现368处“瑕疵”

仅在一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里，他就发现了368处“瑕疵”;彭帮怀为语文教材纠错10年不弃

自1988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彭帮怀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近30年，但最近10年，他的工作与生活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即对中小学教材纠错，他也因此被称为“纠错老师”。

尽管在他起诉的10年中，没有一次胜诉过，但彭帮怀决意，一定会将纠错进行到底，因为“教科书的事都是大事”。

找错 “ 三部曲 ”

毕业后在河南信阳老家做了几年教师，彭帮怀便决定继续深造。从中文大专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再到法学研究生课程，他一级一级地进修。与此同时，从2000年开始，他在郑州开办作文培训班，培训对象以小学生为主，培训内容则依托教材。

“2000年以前，教材一统天下，有错误也是全国统一错误，我从未怀疑过。”彭帮怀告诉记者，2000年后开始课程改革，北师大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等版本的教材陆续出现。

直到2006年的一天，彭帮怀批改作业时，发现一名学生的标点符号占格出现错误。“省略号是六个点，规范写法应该是每三个点一个格。但这学生在一个格里写了四个点，另一格里两个点。”彭帮怀便给其打了个红叉。

谁知第二天家长找来了，说孩子是照着书上写的。彭帮怀立即找来某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果然在五年级教材一篇名为“读《给予是快乐的》”的示范习作里，发现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另一名学生在使用冒号、双引号时，也发生了与教材同步出错的问题。

查询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总署在1993年的标准后，彭帮怀向学生指出这些写法是错误的，但不少学生仍按照书上的写法写作。

一位家长更不买账：“连标点符号都教错，还教什么学?”并要求退回120元的培训费。

退费后，颇受打击的彭帮怀仔细翻阅了该版小学语文教材，发现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教材中，存在63处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此外，他还发现教材中有错别字、语句不通顺的情况。

四年级上册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好的感情长留人们心中……”是“长留”还是“常留”，彭帮怀认为有待商榷。更明显的错误在四年级上册第104

页，其中的“片断”应为“片段”。”‘片段’表示文章、书籍等的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片断’指的是生活、经历、记忆中一些零碎的不完整内容。“

他还找到了同一知识点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存在相互冲突。比如在《一株紫丁香》一文中，一家出版社的教材用的是“做伴”，而另一家的则是“作伴”。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彭帮怀仅在某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里就陆续发现368处“瑕疵”。

10年间，彭帮怀“找错”的同时，也一直在尝试通过联系出版社或通过法律手段“改错”，但始终无果。

刚发现有标点符号存疑时，他数次查阅标点符号正确使用规范，并向多位专家请教，确认他发现的标点符号属于错误使用后，他曾电话联系出错的出版社，对方称是“邮购电话”便匆匆挂断。

随后，他再次给国家语委、出版社致电、写信，可通通没有下文。而在向《咬文嚼字》咨询时，一名领导回应：“教材的问题，我们不好说。”

四处碰壁后，彭帮怀想到了在央视的“3·15晚会”上将问题上报给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将此事转办给当地分局后，出版社对此解释，称其请教了北京的语言文字专家，解释目前出版的教材上的标点符号符合规范，没有错误，可以使用。

无奈之下，彭帮怀只能诉诸法律，希望能在法庭上和出版社有一个公平对话的机会，但在“自己都记不清起诉了多少次”后，他只见过对方的代理律师。

事实上，早在2006年，彭帮怀就曾将一家出版社和一家新华书店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这些年，法院受理开庭的11次起诉中，彭帮怀没有一次胜诉。除了郑州，彭帮怀辗转去过北京市、南京市等地打官司，但结果并无二致。

败诉理由多是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是教育部批准、权威专家审定的合格产品，且彭帮怀无法举证，因为没有鉴定机构去鉴定这些教材内容是否符合行业标准。

多次起诉后，彭帮怀甚至摸索出了让法院受理的技巧，“说教材有问题，不好立案，只能说买书后，不想买了，要求退费才行。”

艰难“改错”路，唯一一次让彭帮怀感到欣慰的是2013年一家全国性出版社向使用该教材的全国学校和彭帮怀致歉，并下发勘误表。

“ 教科书的事都是大事 ”

采访中，彭帮怀反复强调，很多人对教材存在认识上的“愚忠”，认为教材即权威，即便它错了，也是对的。在他看来，“教科书出错，是文化之丑”。

如今，一旦有新教材上市，彭帮怀都会忍不住去买，一看到有错误，他就忍不住去上诉。

对他的这种行为，有人认为是“炒作”。对此，彭帮怀不以为意，“一年两年还可能是炒作，如果炒作十年，那已经是一个人的理念了。”

为了纠错，彭帮怀这些年在时间、金钱、亲情甚至职业发展等方面都付出了太多的东西。

过去，他兴趣广泛，唱歌、朗诵、下棋。如今，他只对教材感兴趣，看语文教科书和法律书籍占据了业余的大部分时间。仅买教材的钱他都难以计算，家里更是堆积成了“小教材博物馆”。

因为把太多的精力和金钱都耗费在教材纠错的事情上，妻子经常抱怨他不干正事儿。同家人聊天亦如此，一聊到这个话题，“弟弟妹妹就不接话了，还会说‘能不能不说这些’”?

46岁的彭帮怀告诉记者，他现在仍然只是中级职称，如果没有纠错的事情，他认为自己近30年的从教经验，最少也应该是副高职称了。

相比这些“失去”，彭帮怀认为自己也有收获。在纠错的过程中，他对教材的钻研能力得到了提升，也结交了全国很多“纠错老师”。为此，他还成立了一个“中国教材亮剑”的群，有近560名老师在群里。

在彭帮怀看来，很多老师不是没有发现教材中的错误，只是抱着“不愿说、说了也白说”的心态。

无论如何，彭帮怀决意，一定会将纠错进行到底，因为“教科书的事都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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